在电台密码编制过程中，周恩来首次提出了一次一密的理念。基于这一理念，周恩来带领团队集思广益，经过反复的研究，最终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加密方法。因为周恩来使用了化名伍豪，所以这种加密方法被命名为豪密。 回顾第三次反围剿时，红军曾通过缴获的壮密成功破译了白军的电报。总部从这一经验中汲取了教训，决定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，确保密码本的安全。因此，规定了密码本必须由可靠的译电员随身携带。同时，在作战时，译电员不能接近敌人，不能出现在前线，即使是行军，译电员也要受到特别保护，防止其掉队或失散。
除了保护译电员和密码本之外，对于电报译文的处理也是防止泄密的重要环节。根据规定，每个电台接收到或发出的电报，必须在译文完成后，用纸或电簿抄录一份，原稿要焚毁，绝对不允许随便丢弃或乱放。这是为了防止敌人通过找到含有电码的原稿，进而进行破译。 豪密的加密方式保密性非常高，即便敌人知道了豪密所使用的书名或者版本，如果没有更多的线索，仍然难以破解。当然，尽管豪密很有保密性，但它也并非完美无缺。任弼时带来的豪密仅仅是一个基础的模板，如果使用者过于固守原有的方式，不进行改进，也有可能被敌人破解。 在理解并掌握了豪密之后，王诤开始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研究，提出了对豪密的改进建议。 1931年12月，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，中央苏区急需干部，周恩来决定撤离上海，前往江西，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。从接触豪密开始，王诤便对周恩来的博学才智深感钦佩。每次汇报工作时，他都会向周恩来请教关于豪密的问题，并详细提出自己的改进建议。周恩来听后非常高兴，夸奖王诤头脑精细，表示赞成他对豪密进行改进。除了王诤在密码改进方面的不断努力，还有一位人物也为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保密做出了巨大贡献，那就是木匠涂作潮。 红军的电台大多是从战利品中获得的，这些电台在白军使用时有固定的波长。涂作潮认为，继续使用这些波长容易被敌人监听到，因此，他对红军缴获的电台进行了改装，增加了新的波长。 通过增加新的波长，红军不仅能继续侦听到白军的通讯，还可以通过发送假电报制造混乱，让敌人误以为得到了真实情报。而真正的重要信息则通过新增的波长进行传递。这一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，后来也成为早期电子对抗的经典范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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